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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快三注册
                                                  发稿时间:2020-07-05 14:14:59

                                                  按照李前大法官的说法,如果行政长官仅是一个行政机关的首长,或许可以成立,可问题在于行政长官不只是行政机关的首长,更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所担负的责任决定了行政长官是特区执行基本法的第一责任人,其被赋予的职权中就包括任命法官。而国安法规定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难道不属于行政长官的职权范围吗?那么,李前大法官为什么会认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审理国家安全案件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呢?是他看不懂基本法吗?恐怕不是!而是他通过判例建立了香港法院的宪法性管辖权,也就是违宪审查权,努力营造“司法独大”、“司法至上”,硬是把行政长官视为只是行政机关首长,他才能得出行政长官指定法官是行政干预司法,损害司法独立的看法。这也正是长期以来,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对特区政治体制的错误理解,即把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扭曲为“三权分立”体制的主要原因所在。对此,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指出,“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制度设计!也不可能是!这是由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所决定的。早在1987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就明确指出,香港的制度不能照搬西方一套,不能搞“三权分立”。这是设计特区政治体制的根本指导思想,也就是重要的立法原意。如果正确地理解行政长官的法定地位和权责,就不可能得出李前大法官的观点。

                                                  第三,香港司法独立不能作任意解释。

                                                  她强调,特区政府会竭尽所能,履职尽责,与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驻港国家安全公署通力合作,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

                                                  林郑月娥指出,我们捍卫的是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的是全国人民的福祉,执行的是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在这历史性时刻,我能领导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特区政府,担负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首先,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体制是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不是“三权分立”。

                                                  李前大法官为他的观点列出三个理由。其一,司法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应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决定审理涉及国家安全案件的法官,不受行政机关干预;其二,行政长官缺乏挑选法官时所需的经验和专长;其三,行政长官作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不适宜独自挑选指定法官。这三个理由看似有些道理。可是它符合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体制吗?答案是:不符合!理由如下: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表示,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和实施为香港打下强心针,势必扭转过去一年的乱局,让香港恢复稳定,重回正轨,确保香港长治久安,“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在目前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环境下,正确教育下一代国家观、历史观、民族情怀,以及正确价值观的工作至为重要。与此同时,需要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市民尤其青年人对国家安全的意识,凝聚社会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

                                                  实际上,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由行政长官或国家元首选任法官,或由行政机关为专门法庭指派法官是常见做法。美国所有联邦法官均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总统任命。加拿大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是经由司法部长向法律界人士做详细调查和咨询后,由总理提名。新加坡于2015年成立的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是总统委任的。法国国家安全法院通常由政府指派1名审判长、2名法官和1名将军级或校级军官组成。尽管我们并不认为拿某个国家的体制来说明香港的体制是适当的,而且我们也相信李前大法官不会不知道这些,但列举在此,便于大家理解行政长官指定法官是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说法无法成立。

                                                  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安娜·艾斯豪直言:“整个国家陷入了火海之中,我们已经对此(疫情)失去控制。”该州另一位民主党众议员埃米·博拉则警告,最严重的情况或许还未到来。结合自己的从医经历,博拉指出,有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出现了变异毒株,即使致病性没有更严重,传染性也会变得更强,这对于美国未来应对疫情加大了难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道。

                                                  按照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政长官同时是特区和特区政府的首长,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双首长”,须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对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负责,所要负责的最主要事项,就是负责执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适用于特区的其他法律(不言而喻,其他法律包括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适用于特区的全国性法律)。再看基本法第四章对特区政治体制作出的规定。这一章共分为六节,第一节是“行政长官”,第二至第四节依次为“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这表明行政长官在香港特区政治体制中处于特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是香港特区与中央之间宪制关系的枢纽。按照上述规定,在香港,只有行政长官可以代表特区向中央负责。正因为如此,行政长官才被基本法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并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区负责。这些权力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机关首长可享有的。所以说,香港的政治体制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